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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治中与周恩来:虽是兄弟,寸步不让

另外,要继续深入科技扶贫脱贫攻坚,开展创业式扶贫。

记者 金依莎 苏枫

2018-11-1315:53    来源:小康杂志


  “我给你讲讲我第一次见毛主席吧。”2011年1月的一个下午,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老先生笑着对《小康》记者说。

 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,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,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主动让出重庆中山四路上清寺的家——桂园,让其成为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办公会客之处。然而,下面这些不为人知的“细节”却是张一纯珍视一生的回忆:当年,张治中夫妇搬走,14岁的张一纯从楼里搬到传达室住。一天,毛泽东要理发,警卫从外面请来师傅在一楼的平台上给毛泽东理发,张一纯正巧在一边打弹子玩,他看见理完发毛泽东站起身,礼貌地对理发师傅说:“谢谢!”边说边与师傅握了握手,并从兜中掏出香烟来请师傅抽。“他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,对人非常客气,还给理发师傅让烟。”这样“出乎意料”的一幕,让张一纯记到现在。

  让老人印象深刻的,还有父亲与共产党人的友情。毛泽东称“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”,“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”。周恩来曾评价说:“这个人很复杂,又很简单;但有一点可以肯定: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。”在张一纯看来,父亲之所以能不与共产党人打仗,在于“他做任何事都是对事不对人,他最乐意见的就是中国人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。”

  张一纯觉得,有一件事或许可以体现父亲与共产党的渊源。当年,张一纯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书时,有一天忽然接到父亲来信,让他到位于河西走廊的山丹中学求学。去了后,他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学校,校长是国际友人艾黎。“这里条件很艰苦,住的是草屋,土砖搭的床,草垫上放棉被。一天,教电工学的意大利老师因为给共产党送电台被抓,艾黎让我坐车从山丹到兰州,连夜赶500公里的路找人求助。”

  张治中与共产党“结缘”,多少得益于周恩来。张治中在1924年于黄埔军校任职时与周恩来结识,从此后,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,两人虽在谈判桌上数次强硬对峙,在桌下却把酒言欢。

  2011年的一个下午,在北京冬日的暖阳下,张一纯老先生接受《小康》记者专访,回忆父亲的戎马一生,回忆父亲与“周叔叔”50年的兄弟情。

  “闹喜酒时,父亲把周叔叔灌醉了”

  张治中,字文白,安徽巢县人,1890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手艺人家庭,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。蒋介石也出身于保定军校,张治中与蒋是同学,从此,张治中开始了与蒋介石长达二十几年的合作,并始终是蒋最信任的军政要员之一。

 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期间,和中共几位党员的关系非常好。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,张到黄埔后,两人一见如故,惺惺相惜,张治中还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,并密商于周恩来。周表示很高兴,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。过了一些时候,周回复说:“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,不过你的目标较大,两党曾有约,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,此时恐有不便,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。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,使你的工作好做。”

  张一纯说,“对于朋友们来说,我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邓妈妈(邓颖超)请我到她家做客时曾说父亲很爱讲笑话,别人哄堂大笑,而他却绷着脸一点也不笑。还讲起1925年我父亲参加她与周叔叔的婚礼,闹喜酒的时候把周叔叔都灌醉了。”

  当时,国共两党斗争甚为激烈,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,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。学生中分成两派:一是中共支持的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,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“孙文主义学会”。张一方面为蒋所重用,另一方面又与中共关系密切,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。张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,国共两党只宜团结,不应分裂,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,但在行动上多左倾,偏向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,以致蒋介石起了疑心,蒋曾密询亲信王懋功:“张治中是否共产党?”王力言流言不足信,为张说了很多好话,蒋才释然。

  1927年,国共内战爆发。张治中为避免与中共作战,退守二线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、教育长,从此主持国民党军事教育,长达十年。作为“军事教育家”的十年间,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际,张治中才出马带兵。

  虽是兄弟,寸步不让

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,与作为共产党首席代表的周恩来一起进行过多次和谈。其中,最有名的两次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谈。

  张治中多次向蒋介石谏言要“联共”,以致有一次,蒋介石勃然大怒,说:我是在和共产党代表讲话吗?但蒋介石也从中看出了一点门路:一、张治中是可以打通国共对立坚冰的难得之人;二、张治中是可以被中共领袖如周恩来所乐意会见、接谈之人;三、张治中还是能够把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转达呈送的合适之人。

  1945年,国民党政府主张国共和谈,毛泽东欣然同意。为了安排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,周恩来提前来到重庆安排,张治中不仅让出住所,并在安排警卫时也是煞费苦心。张一纯回忆说:“周总理和父亲谈具体事宜,我跟在身边,所以听到他们的谈话。爸爸说:‘为了保护毛先生的安全,我准备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来担任警卫工作,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,一定靠得住。’周恩来想了想说:‘这样不好,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,不如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。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,做内部保卫。’”

  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,这次和谈达成了著名的《双十协定》。协议签定后的第二天,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。当晚,周恩来在桂园摆酒席感谢为毛泽东服务的工作人员,张一纯也参加了,周拉着张一纯的手说:“我和你说几句话,你在哪上学?”“德精小学。”“功课怎么样?”“我算术不行,物理也不行,老不及格。”“有什么行的?”“语文好。国民教育行,地理常识也行。”“有一门精通的就行。你找个本子来,我给你题词好不好?”说完,周恩来在张一纯的本子上写下:光明在望,前程万里,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。——一纯世兄。“周叔叔,您怎么写‘一纯世兄’啊?”“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。”周恩来拉着张一纯的手说。

  说是“弟弟”,此言并不是周恩来的客套话。周恩来虽然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,在工作时可以与张治中互拍桌子,但到了桂园做客时,周恩来却总会谦虚地坐在张治中沙发旁的脚凳上,有时留在桂园吃饭,周也会高声谈笑,对张一纯打招呼说:“一纯,今天中午我在你家吃饭啊。”说到周恩来时,张一纯充满了欢乐与亲密。

  1949年1月,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,被迫引退,由李宗仁任代总统。李上台后,即宣布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,请张治中负责和谈。临行前,张治中特别赶到浙江溪口,向已下野的蒋介石辞行,蒋只说:“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,一切要当心!” 4月1日,北平和谈开始。经过10多天的会谈,4月13日,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《国内和平协定》草稿,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,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。于是,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,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,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。在会上,张治中表示:国共两党之争,好比是兄弟之争,而周恩来则指出,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,绝不是兄弟之争,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。他还预言:该协定在南京代表团,在南京当局,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,一定可以接受;但是我们也料到,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——其实,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。

  对于协定,李宗仁犹豫,白崇禧反对,蒋介石则拍案大骂:“文白无能,丧权辱国!”20日,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,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!4月21日,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。

  和谈破裂,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,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。张治中囿于从一而终的伦理,反复强调:“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,和谈既然破裂,理应回去复命。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,但我是首席代表,不能不回去复命。”当时的张治中留居北平,心情苦闷,思想斗争很激烈。由于多年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,张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。对此,周恩来坦诚指出:“你这是封建道德,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,而不为全国人,为革命着想?西安事变时,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,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。”

  24日,在南京派来接代表团的专机上,走下了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。

  当时从上海到北平的情景,对于张一纯来说还如在眼前。“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上海我大哥家中。4月24日凌晨两点多钟,父亲的老朋友、中央航空公司邓士章先生打来电话说:张先生有电报来,让你们乘飞机去北平。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,早晨6点前派车去接你们,请做好准备。6点左右,航空公司的汽车来了。我们迅速装上行李,离开了家。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机场。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,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。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,我们刚跨进机舱,飞机就起飞了。当天下午平安到达北平西郊机场,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亲和周恩来的代表叶剑英同志。”

(责编:唐璐、张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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